公元1645年，即清顺治二年，同时也是南明弘光元年，一场决定江南命运的关键战役在扬州城下打响。这场被后世称为“扬州之战”或“扬州十日”的城池攻防战，不仅是明清鼎革之际军事对抗的高潮，更因其惨烈的结局，成为南明政权急速崩塌的转折点。此役中，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率领军民孤守危城，最终不敌清军铁骑，城破人亡，其影响深远，直接动摇了南明在江南的统治根基。
1645年初，清军统帅多尔衮调整战略，命豫亲王多铎挥师东进，直指南明腹地。此时的南明弘光朝廷，却深陷残酷的党争与内耗之中。“太子案”的爆发使得朝局更加混乱。更为致命的是，镇守武昌的大将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顺江东下与马士英势力争夺权力。为抵御左军，马士英急调原本布防于江北的黄得功、刘良佐等四镇兵马西进，致使面对清军的千里江淮防线瞬间空虚。史可法虽名为督师，坐镇扬州，却根本无法有效指挥调动这些骄兵悍将，只能眼睁睁看着清军在一月之内连破徐州，渡过淮河，兵锋直抵扬州城下。
当多铎大军完成对扬州的合围，劝降的文书也送到了史可法手中。史可法严词拒绝，决心与城共存亡。然而，此时的扬州已是一座孤城，外无援兵，内乏战具，守城军民虽士气高昂，但实力对比悬殊。据史料记载，从清军正式发起猛攻到城池陷落，时间极为短暂。史可法本人在城破前的遗书中已流露出“人心已去，收拾不来”的悲怆与无力感。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城破，史可法被俘后英勇就义，实践了他“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誓言。
扬州陷落后，以招降受阻为由，清军统帅多铎下令屠城。这场持续多日的杀戮，便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扬州十日”。清军在令旨中虽称屠戮是“不得已而行之”，并警告后续城池“维扬可鉴”，但其残酷程度震惊天下。据幸存者记载，城中尸积如山，血流成渠，繁华的扬州城几乎沦为鬼域。这场惨剧不仅在肉体上消灭了抵抗力量，更在心理上极大地震慑了江南各地，为清军后续的南下扫除了许多障碍。
扬州失守，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引发了南明弘光政权的连锁崩溃。清军乘胜渡过长江，轻而易举地攻克镇江。弘光帝朱由崧仓皇出逃至芜湖，不久便被俘获，最终在北京遇害。五月十五日，南京留守大臣们集体献城投降，标志着弘光朝廷的正式覆灭。这个仅存续一年的政权，在内外交困中迅速烟消云散。此后，虽然南方各地陆续有朱明宗室建立监国政权，如杭州的潞王、桂林的靖江王等，但大多如昙花一现，无法形成有效抵抗，南明局势急转直下。
数百年来，史可法及其领导的扬州保卫战，已成为忠贞气节的象征。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在凭吊史可法衣冠冢时，曾对扬州城防的迅速崩溃发出感慨与疑问。当代史学家则从更宏观的战略视角进行分析，指出史可法在扬州的实际抵抗组织并不得力，南明政权内部无法整合力量、一致对外，才是其速败的根本原因。扬州之战不仅是一场军事失败，更是政治失败的总暴露。它深刻地揭示了在面临强大外敌时，内部团结与有效领导的重要性，其教训值得后世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