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历史画卷中，公主与格格的命运往往笼罩着一层神秘而哀婉的色彩。她们出身尊贵，锦衣玉食，却普遍面临一个难以言说的困境：生育率极低，甚至终身无子。这并非偶然，而是深宫高墙之内，一套严苛的礼法制度与人性私欲交织下的必然结果。
清朝皇室女性的婚姻，自出生起便与政治紧密捆绑。无论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公主”，还是亲王贝勒之女“格格”，她们的婚配皆由皇帝钦定，旨在巩固满蒙联盟或平衡朝中势力。这种缺乏情感基础的结合，本就为婚后生活埋下了疏离的种子。然而，比起政治因素，更为严酷的束缚来自于一套承袭自前朝、并被清朝宫廷极端强化的起居礼法。
清初，满洲风俗相对质朴，公主婚后生活尚属正常，生育子嗣者不乏其人。但自康熙朝全面汉化、承袭明制后，情况急转直下。明朝盛行程朱理学，对皇室女性的禁锢达到顶峰，清朝全盘接收了这套“存天理，灭人欲”的规训体系。
清朝明文规定，公主格格下嫁后，不得与额驸同居一室。额驸需另辟府邸居住，夫妻若想团聚，必须经过一套繁琐程序：公主需通过身边陪嫁的“保姆”（又称“管家婆”或嬷嬷）进行宣召。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嬷嬷不仅负责传话，还需在夫妻同房时于室外监听，并将日期、时辰详细记录，上报宗人府备案。
试想，夫妻间最私密的亲密行为，变成需要申请、被监听、被记录的“公务”，尊严与情感何在？对于深受礼教熏陶、性格矜持的格格而言，主动宣召额驸无异于一次巨大的心理挑战。长期压抑之下，许多格格选择沉默，宁愿独守空房，也不愿承受这份羞耻。于是，夫妻相见日稀，生育自然成了无源之水。
如果说礼法是冰冷的枷锁，那么执行这套枷锁的“管家婆”嬷嬷，则成了活生生的拦路虎。这些嬷嬷多是格格的乳母或自幼陪伴的仆妇，在格格出嫁后掌管府中大小事务，权力极大。她们掌握了公主与额驸能否相见的“钥匙”，并借此大肆敛财。
史料记载，“每宣召一次，公主及驸马必用无数规费，始得相聚”。若格格与额驸未能满足其钱财索求，嬷嬷便以“不合礼法”、“女子当矜持”等理由横加阻拦，甚至厉声斥责公主“无耻”。额驸虽身份尊贵，但在皇家礼法面前，往往束手无策。更现实的是，若公主先于额驸去世，额驸需净身出户，而盘点公主财产的重任就落在嬷嬷手中，其间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之事屡见不鲜。因此，额驸的实际处境有时反不如一个得势的嬷嬷。
当然，并非所有格格都逆来顺受。也有性格刚烈或备受宠爱的公主，敢于挑战这套不合理的体系。例如，乾隆帝幼女固伦和孝公主，因深得帝宠且性情果敢，府中嬷嬷不敢刁难，她与额驸丰绅殷德便育有子嗣（虽不幸夭折）。又如咸丰长女荣安固伦公主，婚后因嬷嬷阻挠无法见额驸，她毅然入宫向慈安、慈禧两宫太后陈情。太后同为女性，心生怜悯，严惩了刁奴，公主此后才得以与驸马正常生活并诞下一子。
然而，这样的例子在清朝两百多年历史中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格格囿于礼教、耻于言性，在长期的压抑中郁郁寡欢。有学者统计，清朝已婚格格的寿命普遍偏低，平均仅三十三岁左右，其中情感抑郁、心境凄苦是重要原因。她们在花样年华嫁作人妇，却仿佛踏入一座华美的牢笼，在“守活寡”般的日子里耗尽青春，子嗣之望更是渺茫。
直至晚清，西方思潮东渐，加之荣安公主事件的影响，慈禧太后才开始严厉约束嬷嬷的权力。但千年冰封，非一日可融，这套摧残人性的制度已让无数皇家女子付出了惨痛代价。清朝公主格格生育率低的背后，是一整套将人物化、将情感工具化的封建礼教体系，以及在这体系滋养下膨胀的奴仆权力。她们的命运，是皇权光环下个体幸福的彻底湮灭，也是那个时代女性集体悲剧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