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39年，宋襄公怀揣着重振殷商旧梦、称霸中原的雄心，召集齐、楚等国君主会盟。同年秋季，他不顾重臣目夷的劝阻，坚持轻装简从前往盂地主持会盟，试图以诚意换取诸侯信任。然而，楚成王早有准备，在会场上发动突袭，一举擒获宋襄公，并挟持他进攻宋都商丘。这场外交闹剧，不仅让宋国颜面扫地，更在宋襄公心中埋下了复仇与雪耻的种子。
被释放回国后，宋襄公并未从挫败中吸取教训。他将矛头指向了依附楚国的郑国，于公元前638年联合卫、许、滕等国出兵讨伐。这一举动，直接触动了楚国的利益核心。楚成王迅速发兵攻宋，实施“围宋救郑”之策。宋襄公闻讯立即从郑国撤军，转而迎战来势汹汹的楚军，双方最终在泓水两岸形成对峙，一场决定两国命运乃至春秋战争伦理的战役就此拉开帷幕。
十一月初一，宋军已提前占据泓水北岸的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当楚军开始渡河时，宋军大将公孙固敏锐地察觉到战机，建议趁敌军渡河过半时发动攻击，以发挥“半渡而击”的战术优势。然而，宋襄公严词拒绝，认为仁义之师不应在敌人处于险境时进攻。待楚军全部渡河，正忙于排列混乱的阵型时，公孙固再次请求趁其立足未稳发起冲锋，宋襄公仍以“不攻击没有列好阵势的军队”为由否决。直至楚军从容布阵完毕，他才下令进攻。此时，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已无法用道义弥补，宋军最终惨败，精锐尽丧，宋襄公本人也身负重伤。
战败后，面对国人的普遍指责，宋襄公并未反思其战术失误，反而援引古代军礼为自己辩护。他提出了著名的“君子四不”原则：不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擒获头发花白的老兵，不凭借险要地势阻击敌人，不攻击尚未列好阵型的军队。在他看来，遵守这些古老的战争礼仪与道德准则，远比赢得一场战役的胜利更为重要。这种将理想化的道德规范置于国家存亡之上的抉择，使其成为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君主之一。次年五月，宋襄公因腿伤恶化去世，他的霸主之梦与仁义信念，一同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泓水之战的影响远不止于一场战役的胜负。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以“礼”为核心的古典贵族战争模式逐渐式微，而“兵者，诡道也”的务实军事思想开始成为主流。宋襄公的悲剧，实则是旧有秩序与新现实碰撞下的缩影。他的选择，在后世引发了长达数千年的争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道义准则的底线究竟应该置于何处？是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胜利，还是在过程中坚守某些不可逾越的原则？这场战役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个关于战术的故事，更是一个永恒的、关于权力、道德与生存的哲学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