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古代皇帝每日天不亮就要端坐龙椅，接受百官朝拜，处理国家政务。然而，历史的真相远比戏剧复杂。皇帝是否每日上朝，并非一成不变的铁律，而是随着朝代更迭、帝王性情乃至政治生态的变化而起伏。
若论对上朝制度的严格规定，明朝堪称历代之最。《大明会典》明文规定，皇帝必须每日举行“早朝”，仪式始于日出时分，并在不久后结束。这并非简单的形式，而是一套严谨且不容有失的国家典礼。
每日天色未明，有资格参朝的京官与都城地方官便已聚集于宫门外等候。宫门随钟声开启，百官依序进入，于殿前广场按文东武西的规矩肃立。专职御史负责纠察仪态，连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稳皆属“失仪”，记录在案以待惩处。皇帝驾临，鸣鞭为号，百官在赞礼官指挥下行叩拜大礼。随后，四品以上官员入殿奏事，皇帝裁决政务，早朝方告结束。此制度严苛，甚至雨雪天气亦不轻易取消。
这项严苛制度对皇帝本人亦是巨大负担。明孝宗弘治十一年，宫中失火致皇帝彻夜未眠，次日他几乎是以恳求的语气与大学士商议，才获准“辍朝一日”。可见即便贵为天子，想暂停早朝也需费一番周折。
然而，制度的崩坏始于明武宗正德皇帝。他生性不喜拘束，对这套繁文缛节日渐疏懒。至嘉靖皇帝在位后期，沉迷于炼丹修道，早朝便难以为继。随后的隆庆皇帝，初期尚能维持，后期也无力坚持。到了万历皇帝幼年登基时，首辅张居正为保障小皇帝的学习时间，已特地将早朝调整为每旬仅三、六、九日举行。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时年十八岁的万历皇帝亲政。随着他与郑贵妃的感情日深，加之对官僚集团的消极对抗，早朝制度名存实亡。著名的“万历十五年”正是这种“不朝”状态的典型缩影，皇帝深居内宫，与廷臣长期隔绝，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转折点。
不过，不上朝绝不等于不理政。清朝的雍正皇帝便是一个反例。他虽不严格遵循每日御门听政的旧制，但其勤政程度在历代帝王中罕有匹敌。他创立军机处，简化流程，常常批阅奏折至深夜，在位十三年间留下的朱批谕旨多达千万言。这种“朝乾夕惕”的工作方式，是以高效、直接的文书政治替代了部分形式化的朝会，同样展现了极高的理政强度。
纵观历史，早朝制度的核心在于信息沟通与权力仪式。其频率与形式的变迁，实则反映了皇权与官僚体系关系的调整，以及不同帝王治理风格的差异。明朝将其制度化推向顶峰，亦在其衰落中见证了形式的僵化与实质的流失。而如雍正般的君主，则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何为“宵衣旰食”。帝王的勤惰，远非“是否每日上朝”这一个维度所能简单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