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09年，康熙皇帝复立太子胤礽，同时晋封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为亲王，十四子胤禵等人则受封贝子。这一系列举动在朝野眼中，实为康熙平衡各方势力的权宜之计。太子胤礽的复立，更多是缓和政治纷争的临时安排，其储君地位早已名存实亡。
在诸多文艺作品中，胤禩常被塑造为雍正夺嫡的主要对手。然而历史记载显示，早在1708年太子首次被废时，皇长子胤禔与八阿哥胤禩便相继失宠于康熙。康熙曾对胤禩严厉斥责，甚至一度欲将其治罪，幸得众皇子求情方得宽免。由此可见，在康熙心中，胤禩从未被真正纳入继承人的考量范围。
三阿哥胤祉虽擅长文事，主持编修典籍，但其周围多为文人学士，缺乏实务派官员支持。康熙作为执政六十余年的君主，深知治国需要综合能力，仅精通文墨并不足以担当重任。五阿哥胤祺在史书中记载甚少，雍正继位后评价其“秉性和平”，可见其性情温和，并非热衷权争之人。这两位皇子实际上都未对雍正构成实质威胁。
在众多皇子中，真正具备竞争实力的当属十四阿哥胤禵。他才干出众，文武兼修，不仅深受康熙赏识，也获得不少朝臣拥护。西北战事起时，康熙派遣胤禵代己出征，赋予其极大权柄，这使外界猜测康熙有意培养其为继承人。然而，传统政治智慧认为，储君不宜轻离权力中心从事危险军务。康熙若真属意胤禵，未必会让其远赴边疆。
隆科多之所以选择支持雍正，深层原因在于双方早有渊源。雍正幼时由孝懿仁皇后抚养，而这位皇后正是隆科多的亲姐姐。这种抚养关系在清代皇室中形同母子，使得雍正与隆科多存在天然的亲缘纽带。相比之下，胤禵出生较晚，未受孝懿仁皇后抚育，与隆科多的关系自然疏远许多。
1711年，隆科多被任命为步军统领，执掌京师卫戍大权。此外他还兼任理藩院尚书，这一职务除管理民族事务外，暗含监察王公大臣的职能。以隆科多的职位特性，必然对雍正暗中经营的情报网络有所察觉。康熙对此未加干涉，或许暗示着某种默许。当康熙驾崩之际，胤禵远在西北，雍正近在京师，加之年羹尧控制西北军需，局势已然明朗。隆科多的选择，既是基于现实判断，也包含着亲缘考量。
雍正即位初期，隆科多备受荣宠，被皇帝尊称为“舅舅”。然而随着政权稳固，君臣关系逐渐微妙。隆科多居功自傲，未能及时调整姿态，最终导致雍正对其态度转变。这一过程折射出帝王权术的本质：拥立之功可换取一时尊荣，但若不懂适时收敛，难免鸟尽弓藏之局。雍正需要的是绝对服从的臣子，而非自恃功高的权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