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战争的烽火在汉五年十月（公元前202年，以十月为岁首）燃烧至高潮。当项羽率领楚军主力向东撤退，试图摆脱刘邦汉军的步步紧逼时，在固陵（今河南太康南）这片土地上，一场影响历史走向的反击战骤然爆发。此役并非简单的遭遇战，而是刘邦精心策划、最终导向垓下决战的关键一环，深刻体现了双方在战略、外交与军事协同上的终极较量。
楚汉对峙至汉四年八月，局势已逐渐明朗。彭越在梁地频繁袭扰，断绝楚军粮道；灌婴、靳歙等汉将挥师楚军后方，甚至攻陷西楚都城彭城；加之刘贾、卢绾配合英布在南方策应，汉军已形成战略包围之势。此时，项羽士卒疲惫，粮草殆尽，被迫以刘邦之父太公为质，签订鸿沟协议，率军东归。然而，刘邦采纳张良、陈平之计，撕毁和约，乘楚军撤退之际发起战略追击，固陵之战正是在此背景下，楚军为扭转被动局面而发起的绝地反击。
刘邦率军追击，首先在阳夏（今河南太康）以南取得重大战果。据《史记》记载，汉将樊哙在此役中俘虏楚将周将军及士卒四千人，实际楚军损失可能达数万之众，遭遇重创的项羽率部退守固陵。
然而，当汉军进抵固陵，预期中韩信、彭越等诸侯的联军并未如期会师。项羽抓住战机，果断出击，大破汉军。《史记·高祖本纪》清晰记载：“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之。”刘邦被迫坚守营垒，深挖壕沟，转入防御。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楚军的战术胜利。
固陵之败实为刘邦整体战略的一步险棋。他坚守固陵，目的绝非消极防御，而是以此牵制项羽主力，为全局调动赢得时间与空间。在此期间，刘邦展开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操作：
首先，他派遣刘贾率军南渡淮河，攻占寿春（今安徽寿县）。紧接着，成功策反了项羽麾下重量级人物——大司马周殷。周殷的叛变并带领九江郡归汉，不仅使项羽失去大片后方根据地与重要兵力来源，更与刘贾、英布军会合，彻底切断了项羽南逃会稽（今江苏苏州一带）的退路。
其次，固陵前线战事并未停滞。汉将丁义击破楚军大将钟离昧于固陵，而原楚将灵常也在此时归降刘邦，并参与击败钟离昧及陈县守将利几的战斗。这些胜利，配合灌婴、靳歙率领的汉军精锐骑兵从彭城方向赶来，迫使项羽在固陵无法立足。
项羽察觉局势恶化，为免被完全包围，于汉五年十一月放弃固陵-陈县防线，继续向东南败退。此时，刘邦已与灌婴骑兵在颐乡（今河南鹿邑）会师，并在陈下（陈县附近）再次击败楚军。南面，刘贾、周殷、英布的联军已攻克城父（今安徽涡阳西北），堵住了去路。
项羽最终被逼退至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至此，刘邦的战略布局全部实现：韩信、彭越在得到分封承诺后，终于率军前来；所有汉军及诸侯联军完成历史性大会师，铸成了包围项羽的最后铁壁，为接下来的垓下决战与西楚霸王的陨落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
固陵之战，远非一场独立的战役。它是刘邦“疲敌、分敌、围敌”战略的经典体现。通过固陵的坚守与牵制，配合侧翼的大规模迂回与致命的外交策反，刘邦成功地将战术上的暂时失利，转化为战略上的绝对主动，最终导演了这场终结一个时代的宏大围歼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