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27年至329年间，东晋王朝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内部分裂与动荡，史称“苏峻之乱”。这场由历阳内史苏峻发动的军事叛乱，不仅动摇了建康的统治根基，更对东晋的军事力量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耗。其爆发并非偶然，而是朝廷内部矛盾、地方势力膨胀与中枢决策失误共同作用的结果。
晋成帝咸和年间，外戚庾亮凭借辅政地位逐渐掌握大权。他出于巩固权力的考虑，对宗室势力进行打压，先后处置了南顿王司马宗、西阳王司马羕等人。这一系列举动在朝野间引起了广泛不安，许多人视之为外戚对皇族力量的剪除。更为关键的是，庾亮与当时手握重兵的三位将领——荆州的陶侃、寿春的祖约以及历阳的苏峻——关系均不融洽。明帝临终前的封赏遗漏了陶侃与祖约，使得二人对庾亮产生嫌隙；而苏峻在历阳拥兵自重，屡次违抗朝廷命令，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咸和二年，庾亮不顾王导、卞壶等人的劝阻，执意下诏征召苏峻入朝担任大司农，意图解除其兵权。苏峻多次请求改镇他郡，均遭拒绝。在部将的怂恿下，苏峻最终决定起兵反抗，并联合对朝廷心怀不满的祖约共同举事。从整个过程来看，如果庾亮能够采取更为缓和的手段，这场叛乱或许可以避免。然而，历史没有如果，一道强硬的征召令，最终点燃了叛乱的烽火。
苏峻联军迅速渡过长江，于咸和三年二月攻抵建康。卞壶率军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殉国。庾亮亲自督战却无法挽回败局，只得乘船逃往寻阳投奔温峤。叛军攻入都城后，大肆劫掠，官署多遭焚毁，八岁的晋成帝被挟持至石头城。东晋王朝的中枢机构一度陷入瘫痪，这是自王敦之乱后朝廷面临的又一次严峻生存危机。
逃亡到寻阳的庾亮与江州刺史温峤决定联合荆州的陶侃共同平叛。起初陶侃因旧怨不愿出兵，但在温峤的反复劝说与形势的分析下，最终改变态度。咸和三年五月，陶侃率军抵达寻阳，与温峤、庾亮组成联军，总兵力达四万之众。与此同时，三吴地区的义兵也在王导的暗中联络下起兵响应，对叛军形成了东西夹击之势。
平叛战争并非一帆风顺。苏峻军战斗力强悍，尤其擅长陆战，使得联军在初期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双方在石头城周边展开长达数月的拉锯战，互筑营垒，争夺要地。转折点发生在咸和三年九月，联军将领毛宝成功焚毁苏峻在句容、湖孰的粮草储备，严重削弱了叛军的持续作战能力。同月下旬，在一次交战中，苏峻因坐骑失足而被联军将士击杀，叛军士气遭受重创。
苏峻死后，其弟苏逸继续负隅顽抗，但败局已定。咸和四年二月，联军攻克石头城，历时一年多的叛乱终于被平定。然而胜利的代价极为惨重：建康城宫室尽成废墟，两支精锐部队在内耗中损失殆尽，大量人口流离失所。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这场内乱严重消耗了东晋对抗北方政权的实力，使得恢复中原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从军事角度看，晋廷最终能够平定叛乱，关键在于实现了荆、江两州的兵力联合，采取了筑垒分散敌军、焚烧粮草等正确策略。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审视，这场内乱暴露了东晋门阀政治的脆弱性，展现了中央与地方权力平衡的困难，也预示了偏安王朝在内部消耗中逐渐衰弱的命运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