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成都武担山南，一场庄严的典礼正在举行。刘备在群臣的劝进声中，正式登基为帝，国号“汉”，史称蜀汉。这一刻，他等待了太久。自涿郡起兵，辗转半生，历经徐州之败、长坂之溃，他终于从一方诸侯，成为了九五之尊。史书多记载群臣的拥戴与劝进，却少有人细究，在这看似众望所归的表象之下，也曾泛起过几缕不和谐的涟漪。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曹丕采纳陈群建议，行九品中正，并于同年迫使汉献帝禅让，建立曹魏，延续四百余年的大汉王朝在法统上宣告终结。这一事件，对远在益州的刘备集团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刘备的政治旗帜始终是“兴复汉室”，汉献帝的存在，是他作为“汉臣”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如今，旧日的天子已“主动”退位，这面旗帜瞬间失去了最直接的附着点。
摆在刘备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有限。另立一位疏远的汉室宗亲？这既缺乏号召力，也易造成内部权力分裂。因此，最现实也最符合集团利益的选择，便是由刘备本人接过汉室法统。于是，以许靖、糜竺、诸葛亮为首的文武大臣开始不断上表劝进，这既是对时局的回应，也是巩固新生政权、凝聚人心的必要步骤。刘备的“再三辞让”与最终“顺应天命”，完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仪式。
尽管称帝进程总体顺利，但并非没有异议。蜀汉政权内部，确有几位大臣基于不同的理念，对此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
首先是尚书令刘巴。刘巴才华超群，但其政治轨迹与刘备集团可谓“南辕北辙”。他早年拒绝诸葛亮征召，甚至远走交趾也不愿归附刘备，后因缘际会才成为蜀臣。他劝谏刘备的核心观点是“示天下以不广”，认为在汉献帝生死未卜（当时有传言献帝已遇害）且大业未成之时匆忙称帝，会损害政治声誉，令天下志士寒心，无异于“自绝于天下”。
紧随刘巴的是其主簿雍茂。作为下属，他支持并附议了刘巴的观点。他们的反对，更多是基于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考量，担忧过早称帝会带来外交上的孤立与道义上的被动。
态度最为激烈的则是益州名士费诗。他直言不讳地以刘备的立身根本相质问：“殿下因曹操父子篡夺汉室而起兵，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天下人心疑惑。”他援引汉高祖刘邦的例子，指出刘邦即便攻入咸阳、擒获子婴，也未曾立即称帝。相比之下，刘备“未出门户”便登基称尊，在费诗看来颇为不妥。他的谏言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坚守的是“纯粹”的匡扶汉室初衷。
面对这些反对声音，刘备的处理方式展现了其精熟的政治手腕与因人而异的权谋。
对于刘巴，刘备展现了极大的容忍度。这固然因为刘巴确有经世之才，主管蜀汉财政“铸直百钱，平诸物贾”有功，更因刘巴的反对侧重于策略，且其本人性格孤高，并无结党之嫌。因此，刘备仅以“默然不悦”作为回应，未加显罪。然而，这种无形的压力与失宠的境遇，使得本就谨慎敏感的刘巴“惧见猜嫌，恭默守静，退无私交”，最终在次年郁郁而终。这可谓是一种“冷处理”。
主簿雍茂则没有这般“幸运”。他的身份和影响力远不及刘巴，刘备需要找到一个明确的对象来警示众人，以确保称帝大业的权威不容挑战。于是，刘备“以他事杀茂”。雍茂之死，是一次明确的政治表态，旨在肃清异议，巩固权力。
至于费诗，他的直言犯上触及了根本立场问题。刘备将其贬为永昌郡从事，流放至边远之地。这一处罚比处死雍茂要轻，但政治生涯已宣告终结。值得注意的是，费诗曾因成功劝说关羽接受前将军封号而展现过卓越的口才与胆识，但这一次，他的胆识用在了错误的时间和对象上。直到诸葛亮主政时，费诗才被重新启用，但也未能再居核心。
回溯这段往事，三位反对者的命运令人唏嘘。他们的谏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未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忠诚。刘巴与雍茂担忧的是集团的长远利益与外部形象，费诗坚守的是起兵时的政治理想。然而，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他们的忠诚与刘备集团阶段性的核心需求——建立政权、凝聚认同、与曹魏分庭抗礼——产生了冲突。
刘备的选择，体现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务实。他需要平衡理想与现实，需要用一个崭新的帝国旗帜来取代已然消失的旧日旗帜，以继续团结麾下的荆州、东州、益州等各派力量。反对者的声音，必须被控制或消除，这是政权建设的残酷逻辑。这段插曲也揭示了蜀汉政权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其建立过程中同样充满了理念的碰撞与权力的整合，只是这一切，最终都湮没在了“天命所归”的宏大叙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