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在众多势力中，盘踞太原的李渊集团最终脱颖而出，其关键一步便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隋朝西京——长安。这场战役不仅奠定了唐朝的基石，更展现了李渊父子高超的政治智慧与军事谋略。
李渊的起兵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周密部署。他以防备突厥为名，暗中让李世民、刘文静等心腹在太原及周边募兵，迅速集结了一支万余人的队伍。此举引起了隋炀帝安插的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的警觉。李渊先发制人，以“勾结突厥”的罪名，在晋阳宫诛杀了王、高二人，史称“晋阳事变”。此举不仅扫清了内部障碍，更以“清君侧”的名义，为其军事行动披上了合法外衣。随后，李渊北和突厥以稳定后方，同时打出“尊隋”旗号，宣称拥立长安的代王杨侑为帝，将矛头直指不得民心的隋炀帝，从而在道义上占据了制高点。
起兵后的第一战至关重要。李渊派遣长子李建成与次子李世民率军攻打最近的西河郡。此战中，李世民与士卒同甘共苦，军纪严明，做到了秋毫无犯，极大地赢得了民心。李建成则展现出出色的指挥才能，仅用九天便攻克西河，斩郡丞高德儒。这场胜利不仅锻炼了军队，更让李渊得以开仓济贫，进一步扩充实力。随后，李渊建立了完善的大将军府体系，自任大将军，李建成、李世民分统左右三军，并设置各级官属，将一个地方军事集团迅速升级为具备中央雏形的强大政治军事机构，为远征长安做好了坚实的组织准备。
大业十三年七月，李渊留李元吉镇守太原根据地，亲率三万精兵，在部分突厥骑兵的协助下，誓师南下，直指关中。他的战略眼光极为精准：当时隋军主力正被中原的瓦岗军李密等起义军死死拖住，关中防务空虚。李渊采纳李世民等人的建议，对洛阳方向采取守势，集中全力西进。在霍邑击败隋将宋老生后，唐军势如破竹。面对黄河天险与河东坚城屈突通的重兵，李渊再次做出关键决策：主力绕过河东，迅速渡河，直扑长安；同时分兵牵制屈突通。这一“双管齐下”的战术，既避免了顿兵坚城之下的消耗，又抓住了关中空虚的战机。
渡过黄河后，李渊军队纪律严明，广泛争取关中士民与地方豪强的支持，队伍如滚雪球般壮大。同年十一月，大军会师于长安城下。此时长安已成孤城，守军士气低落。李渊下令攻城，其部将雷永吉率先登城，唐军蜂拥而入，迅速控制全城。整个从太原起兵到攻克长安的进程，仅历时约五个月，堪称一场经典的“闪电战”。入城后，李渊严格约束军队，并立即履行“尊隋”诺言，拥立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即隋恭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他自任大丞相、唐王，总揽朝政，并颁布“约法十二条”，废除隋朝苛法，从而稳定了秩序，赢得了关中地主阶级的广泛拥戴。
长安之战的胜利，绝非偶然。从宏观层面看，它是隋末农民起义浪潮冲垮隋朝统治体系的必然结果。全国性的动乱彻底牵制并消耗了隋王朝的核心力量，为李渊集团乘虚而入创造了绝佳的战略窗口。从微观战术看，李渊父子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起兵时机把握精准，政治口号高明以争取人心；战略方向明确，果断舍弃中原混战，抢占关中这一“形胜之地”；战术灵活，避实击虚，行动迅速；尤其注重军纪与民心，将军事胜利有效转化为政治资本。攻克长安，意味着李渊获得了号令天下的政治象征、关中的富庶资源与险要地形，一个崭新王朝的根基就此牢牢铸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