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平元年，南宋朝廷发动了旨在收复开封、洛阳的军事行动，史称“端平入洛”。然而当时黄河以南地区历经战乱，早已呈现“千里无炊烟”的荒芜景象。这片土地不仅是严重的黄泛区，人口流失殆尽，更无法为北伐大军提供任何有效的粮草补给。即便宋军能够暂时占领这些区域，在蒙古铁骑的持续骚扰下，也根本没有时间筑城、屯田，实现长期驻守。后来的川蜀地区便是前车之鉴，蒙古军队的战术特点就是不给对手任何喘息之机，往往在对方刚有恢复迹象时便发动劫掠，致使南宋的防御建设屡屡受挫。
南宋将领余玠之所以能在四川成功构建起山城防御体系，除了他本人卓越的战略眼光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是蒙古帝国内部出现了权力真空。窝阔台汗与贵由汗相继去世，蒙古高层陷入内斗，这为南宋赢得了长达十年的宝贵时间，用以筑城、囤粮、整军。反观“端平入洛”之时，宋军并未获得这样的战略窗口。从双方军力对比和蒙古军队的机动特性来看，这次北伐从决策之初，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客观而言，参与“端平入洛”的宋军部队展现了相当的战斗力。徐敏子、刘虎等部作战顽强，即便在洛阳突围这样的逆境中，败退的宋军步兵仍能结阵有序地反击蒙古骑兵的追击。战役的失败，固然有赵葵、全子才等前线指挥官的失误，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整个北伐环境已极度恶化。曾经繁华的开封、关中地区近乎空城，物资极度匮乏。更致命的是，后勤补给线完全崩溃，从徐州方向北运粮草的道路因水患成为一片泽国。前线宋军是在饥饿状态下与蒙古人搏杀，失败几乎不可避免。因此，宋理宗此次出兵，在时机选择上远未成熟。
从纯军事地理角度看，如果南宋实力足够，将防线北移至黄河一线（即旧金国的“关河防线”）无疑是更优的战略选择。金国的历史证明，这条防线从北方强攻极为困难。若南宋有能力接管并重建这条防线，将获得巨大的战略纵深。明朝后期稳固的“九边”防御体系也提供了类似的成功范例。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强大的国力和军力基础之上。当时的南宋，军力孱弱，中原人力物力枯竭，“端平入洛”更像是一场军事冒险，其象征意义（收复旧都）远大于实际战略价值。
面对类似的战略困境，不同的雄主会做出迥异的选择：朱元璋会选择“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积蓄力量；汉武帝会举全国之力，厉兵秣马，寻求决战；唐太宗则可能御驾亲征，以战促和。归根结底，南宋的选择如此有限且容错率极低，根本原因在于综合国力的全面落后。与蒙古的全面战争虽不可避免，但南宋朝廷既错误估计了对手的实力，也高估了自身的执行能力。制定一个远超本国实力范围的战略，其失败结局从开始就已注定。
“端平入洛”的另一重悲剧在于，它意图争夺的不仅是土地，更是早已离散的人心。长期处于宋、金拉锯之间的中原百姓，历经反复的“收编”与“出卖”，对南宋朝廷已彻底失去信任。他们多结寨自保，在乱世中艰难求生。最终，许多人如河北张柔一样，选择了归附能提供秩序和出路的蒙古政权。其子张弘范甚至成为后来崖山之战的无军统帅。这深刻揭示，战争的胜负不仅在于战场交锋，更在于政治合法性与民心的争夺。南宋北伐之时，中原的“人心”早已不再向往临安，这或许是比军事失败更为根本的败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