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君主。他在位六十年后，于公元1795年宣布禅位于皇十五子颙琰，即嘉庆帝，自己则成为太上皇。然而，退位后的乾隆并未真正放权，史称“训政”。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一方独特的玉玺应运而生——这便是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备受瞩目的“太上皇帝”圆形玉玺。这枚玉玺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一位耄耋帝王复杂心境的真实写照。
乾隆六十年，八十五岁高龄的乾隆皇帝践行了早年不超越祖父康熙帝在位时间的诺言，宣布禅位。然而，退位仪式并非权力的终结。据记载，在嘉庆帝登基前，乾隆曾怀抱代表皇权的“皇帝之宝”御玺，久久不愿交出。嘉庆二年，一方刻有“归政仍训政”字样的玉玺，更是将他“退而不休”、继续掌控朝纲的实质表露无遗。正是在这种“太上皇”的特殊身份下，内府造办处奉旨制作了多方“太上皇帝”宝玺，其中材质、大小各异，而唯一的一方圆形玉玺，因其独特的形制、纹饰和深厚的意蕴，成为了解乾隆晚年思想的关键文物。
这枚“太上皇帝”圆形玉玺高约9厘米，直径达4.7厘米，采用上等和田青玉雕琢而成，玉质温润，工艺精湛。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顶部的钮雕：工匠巧妙地利用玉料本身的土红色沁斑，浅浮雕出“双龙捧干卦”的图案。双龙环绕中央的乾卦符号，在清代宫廷语境中，乾卦象征天、象征阳、象征君主，此图案是乾隆皇帝个人权威的专属标志，广泛见于其时期的各类宫廷艺术品上。
印面所篆刻的“太上皇帝”四字，布局极为考究，采用“十”字形排列。这种独特的章法并非首创，它源自乾隆早年的“信天主人”玺，此后每逢人生重大节点，如七十大寿刻“古稀天子”、庆贺五代同堂刻“五福五代”等，均会依此形制制作宝玺，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个人生命纪年意义的玺印系列。这枚圆形“太上皇帝”玺，正是该系列的收官之作，常与“古稀天子”圆玺配对使用，互为映照，浓缩了乾隆一生的辉煌与自诩。
玉玺的四周阴刻着乾隆皇帝亲笔所作的《自题太上皇宝》御制诗。诗文写道：“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袟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逞。自问生平奚立德，永言绳继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这首诗作于他成为太上皇一个月后，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谦逊与自省，似乎向往着读书养性、安度晚年的闲适光景。
然而，结合史实细读，诗中的“闲适”更像是一种理想化的表述。乾隆在诗注中特别强调，他摒弃了登基太上皇时繁琐的尊号仪式，仅以镌刻此宝作为纪念。这恰恰反衬出他对于“太上皇”这一名位实质的看重——它并非退休的称号，而是其继续行使最高统治权的法理依据。这枚玉玺，与其说是纪念归政，不如说是宣告“训政”的开始，是其在生命最后三年依然紧握权柄的无声宣言。
这枚圆玺在清宫《乾隆宝薮》中有着明确著录，曾是乾隆钤盖于书画珍玩之上的常用印鉴。例如北京故宫所藏唐代韩滂《五牛图》、晋代王献之《中秋帖》等传世名迹上，均可见其朱红印迹。它不仅用于书画，也被刻录于宫廷珍藏的古玉礼器之上，足见其使用之频与地位之尊。
其命运在近代发生剧变。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紫禁城遭劫，此玺连同大量宫廷珍宝被掠至海外。据当时法军军官日记描述，它们在藏有数百方君王玉玺的秘匣中被发现，随后散佚。这枚“太上皇帝”圆玺被法国将军德·耶赛所得，从此流离异邦逾百年。直至近现代，它数次出现在国际顶级拍卖场，以天价成交，其传奇经历与非凡价值每每引发全球收藏界震动，也成为那段民族伤痛历史的独特见证。
玉玺作为皇权的物化象征，其生命并未随封建王朝终结。从民国国玺到袁世凯的洪宪玉玺，后人仍在效仿其形制。但回看乾隆这千方宝玺，尤其是这枚圆形太上皇玉玺，其意义早已超越单纯的权力信物。它是一件集宫廷工艺之大成的艺术精品，是一份研究乾隆晚年政治思想与个人心态的一手档案，也是一段交织着帝国余晖、个人意志与历史变迁的复杂叙事。它提醒后人，真正的权威，或许并非仅靠一方玉石来维系与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