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文学史上，陆文圭是一位融合学识与隐逸风骨的独特存在。他生于南宋淳祐末年，卒于元朝至元年间，跨越了两个时代。其字子方，号墙东，江阴人士。这位学者不仅博通经史百家，更在天文、地理、律历、医药乃至算术等领域皆有涉猎，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人。
“墙东”这一雅号，深植于中国隐逸文化传统之中。典故可追溯至西汉末年，王君公于乱世中隐于市井，以牛侩之业避世，被时人称为“避世墙东”。陆文圭以此自号，不仅表明其隐逸之志，更暗含对时局的某种疏离态度。他欣然接受这一称谓，并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墙东类稿》，使得“墙东先生”成为其文化人格的鲜明标识。
陆文圭的文学成就集中体现于《墙东类稿》二十卷。遗憾的是，原稿在历史长河中散佚，直至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学者们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三百余篇文章、六百多首诗词，按原目重整为二十卷，使这部重要文献得以重见天日。此后又有道光世德堂刊本、光绪刊本等多种版本流传。
这部文集的价值远超文学范畴。其中收录的元代诗文，为研究当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风貌、文化变迁以及科举演变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特别是对江阴地区历史沿革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地方史研究价值。
清儒李兆洛在序言中曾慨叹，江阴文脉自唐宋以来传承不易，陆文圭与王逢、缪鉴等人虽皆有文名，然《墙东类稿》若非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恐已永绝于世。这种文献传承的偶然与必然，更凸显了这部文集的历史分量。
《墙东类稿》卷七所载《浙西道院记》是一篇极具地方文献价值的文章。元代江阴属“道”级行政区划，陆文圭以细腻笔触描绘了这片土地的地理特征与人文风貌。他笔下“农朴而啬力，耕而奉公”的民风，“质而不窳，拙而不华”的百工之器，勾勒出一幅江南小邑的生动图景。
文中特别强调了延陵季子遗风对江阴文化的深远影响。季札谦让之德在吴地争夺之风中独树一帜，其精神血脉在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形成了士人“循礼好学而不奔竞”、官吏“畏法而不私”的独特文化气质。这种将地方风土与历史传统相联系的书写方式，展现了陆文圭作为学者型文人的深厚史识。
陆文圭的文学思想集中体现于《跋陈元复诗稿》等文论作品中。他提出了“诗内”与“诗外”的辩证观点：诗句字词为“诗外”，意境趣味为“诗内”。这种强调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审美取向，与当时诗学潮流相呼应。
在诗学传承上，陆文圭展现出鲜明的取舍态度。他推崇盛唐气象而轻晚唐绮丽，重视苏轼、黄庭坚的创作而薄江西诗派的末流。这种选择既体现了个人的审美偏好，也反映了元代诗坛在唐宋诗风之间的思考与探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地方诗坛的观察。在《跋苔石翁诗卷》中，陆文圭梳理诗史大家，从建安七子到李杜苏黄，再到南宋诚斋、放翁、后村三大家，指出江西诗派虽人才辈出，却长期无江阴士人参与，因而有“澄江无诗人”之说。他对同乡缪鉴《效颦集》的推重，既是对地方文学创作的鼓励，也隐含了为江阴文脉正名的文化自觉。
陆文圭现存二十八首词作，呈现明显的发展轨迹。早期作品多涉歌妓艳情，尚属寻常文人习气；晚年词风则渐趋沉郁深刻，融入深沉的人生体悟与历史感慨。
如《探春慢·和心渊己巳元夕韵》一词，作于晚年，字里行间隐约流露出对前朝的追忆与怀念。同年所作的《满江红》中，“荒城外，牯眠衰草，鸦啼枯木”的萧瑟意象，与“黄染菜花无意绪，青描柳叶浑粗俗”的主观感受相互映照，传达出历经世变后“物是人非”的苍凉心境。这种以景寓情、情景交融的手法，标志着其艺术上的成熟。
尽管部分作品流露出“人生如梦”、“箪瓢钟鼎等闲看”的出世之思，但陆文圭在赠答作品中仍不时标举“明而恕”、“廉而介”的德政理念，显示其作为儒家学者未能忘怀世情的内在张力。这种隐逸与关怀的并存，正是元代许多遗民文人复杂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元史》评价陆文圭“为文融会经传，纵横变化，莫测其涯际，东南学者，皆宗师之”，准确概括了其在当时文坛的地位与影响。作为隐逸学者，他以“墙东”自守；作为文学大家，他以《类稿》传世；作为地方贤达，他以笔墨书写乡邦记忆。这种多维度的文化身份，共同构成了陆文圭在元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