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刘备于成都称帝，史称汉昭烈帝。登基不久，他便做出了一项震动朝野的决定：举兵东征，讨伐孙权。这一决策的背后，交织着兄弟情义、战略得失与复杂的政治局势，而朝堂之上对此事的反应，更是耐人寻味。
对于刘备而言，荆州不仅是《隆中对》战略蓝图中的北伐基石，更是他与关羽、张飞等元从将领共同奋斗的见证。孙权背弃盟约，袭取荆州并斩杀关羽，此举无疑触及了刘备的情感底线与核心利益。更令刘备愤慨的是，孙权随后将刘璋立为益州牧，其剑指蜀汉根基的意图已昭然若揭。因此，称帝后的刘备将东征复仇列为首要国策，实为情感与现实双重驱动下的必然选择。
面对刘备的决意，翊军将军赵云挺身直言，提出了不同的战略视角。赵云认为，当时天下的主要矛盾在于曹魏篡汉，国贼是曹丕而非孙权。他主张应趁曹丕篡位不久、人心未附之际，出兵关中，占据黄河与渭水上游要地，高举兴复汉室的大旗。如此，关东义士必将响应，这才是光复汉室的正道。若先与东吴开战，则战事必然胶着，消耗国力，最终让曹魏坐收渔利。赵云的谏言立足于全局战略，冷静而务实，却未能动摇刘备的决心。
令人玩味的是，作为刘备最重要的谋臣，丞相诸葛亮在整个东征决策过程中，始终未公开表明立场。直到夷陵之战惨败后，诸葛亮才感叹道：“如果法正还在世，必定能劝阻主上，使其不东征；即便不能阻止，有他随军辅佐，也不至于遭受如此惨败。”这番感叹，间接透露了诸葛亮内心对东征的忧虑。
诸葛亮的沉默，源于两重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一，是战略上的矛盾。东征旨在夺回荆州，而这正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规划的北伐关键出发地。荆州已失，北伐主攻方向顿失，作为战略制定者，诸葛亮缺乏足够有力的理由去全盘否定夺回荆州的军事行动。其二，是敏感的身份问题。其兄长诸葛瑾时任东吴重臣，且常为吴蜀之间的使者。在刘备决意伐吴的背景下，诸葛亮任何关于东征的言论都可能被误解，为了避嫌，保持沉默是他最稳妥，也最无奈的选择。
刘备东征的消息传到江东，孙权大为惊恐，急派诸葛瑾为使，试图斡旋。诸葛瑾致信刘备，其说理与赵云相近，劝说刘备应以天下苍生和汉室江山为重，暂放荆州私怨。然而，这封信由身为“南郡太守”的诸葛瑾发出，反而更刺痛了刘备——南郡正是荆州要地。孙权的这一安排，本想借助诸葛亮兄弟的关系施加影响，却适得其反。
此事亦引发了东吴内部对诸葛瑾忠诚的猜疑。幸得陆逊为其力证，孙权也明确表示对诸葛瑾的绝对信任。历史记载显示，诸葛亮与诸葛瑾虽为兄弟，但各为其主，公私分明，通信只谈公务，绝不涉及机密，展现了古代士大夫崇高的职业操守。
刘备执意东征，深层原因还在于经过汉中之战的消耗，他对北上直接挑战曹魏核心区域信心不足。同时，当时流行的谶纬学说多预言“汉室当衰，魏当代兴”，这种社会舆论可能也影响了他的战略转向，使其更倾向于先解决相对熟悉的江东问题，以稳固政权根基并宣泄为关羽复仇的强烈情绪。
夷陵之战的结局，最终印证了赵云等人的远见。这场失败不仅使蜀汉精锐损失惨重，更彻底断绝了短期内夺回荆州的可能性，导致《隆中对》的战略构想几乎破产。诸葛亮的沉默与事后的感叹，法正早逝留下的谋略空缺，共同构成了这场悲剧决策的注脚，也让后人深刻体会到，在历史的关键节点，情感、时势、个人关系与战略理性之间的复杂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