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9年，荆州战局急转直下。威震华夏的关羽在败走麦城后，最终落入东吴的埋伏，与关平一同遇害。在这场决定蜀汉命运走向的战役中，距离不远的刘封与孟达，收到了关羽的求援信号，却选择了按兵不动。这一决定，成为了史书为刘封记下的首要罪状。廖化星夜奔赴成都，向刘备哭诉关羽之死“实刘封、孟达之罪”，请求诛杀二人。悲愤交加的刘备，最初的怒火确实指向了养子的“不救之罪”。
然而，若将刘封之死仅仅归咎于对关羽的袖手旁观，则未免过于简单。刘封，本为罗侯寇氏之子，早年因刘备尚无子嗣，被收为养子。他武艺高强，气力过人，曾随刘备、诸葛亮、张飞等人西取益州，北上汉中，战功显赫，官至副军中郎将。在刘禅出生前，他一度是刘备事业的重要继承人选。但公元207年刘禅的降生，以及219年被正式立为太子，彻底改变了刘封的命运轨迹。在“立嫡以长”的宗法制度与“血亲至上”的封建伦理面前，这位能力出众的养子，其存在本身，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刘封的性格，是他悲剧的另一个重要注脚。史书评价其“刚猛”，在乱世中，这是为将者的优点；但在权力交接的敏感时期，这却成了致命的缺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子刘禅，史载其生性宽和，甚至有些懦弱。刘备作为父亲与君主，不可能不忧虑身后之事：一旦自己离世，刚猛难制、且曾拥有“准继承人”身份的刘封，是否会威胁到仁弱的刘禅的皇位？这种忧虑，为刘封的命运蒙上了厚重的阴影。
据《三国志》记载，在如何处置刘封的问题上，诸葛亮的意见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对刘备进言，指出刘封性情刚猛，恐怕在刘备去世之后，新君将难以驾驭，不如趁当前其有过错之时，彻底解决这个隐患。这番“易世之后终难制御”的分析，直击刘备内心最深处的担忧。它让刘备意识到，对刘封的处置，已非简单的惩罚过错，而是关乎蜀汉政权未来稳定的战略抉择。诸葛亮的谏言，或许并非出于私心，而是基于对政权平稳过渡的冷酷计算，这最终促使刘备下定了决心。
在接到调令返回成都的途中，刘封的处境已急剧恶化。孟达投降曹魏，并写信劝降刘封，被刘封怒斥拒绝。他虽奋力与魏军交战，却因寡不敌众而败退。当他回到成都时，等待他的不再是父亲的宽容，而是“不救关羽、欺凌孟达致其反叛”的严厉问责。此刻，军事上的失败与先前的过错交织在一起，使他失去了任何辩解的余地。他的悲剧，在返回成都的那一刻，其实已然写定。
被赐死之前，刘封发出了“恨不用孟子度（孟达）之言”的悲叹。这句悔恨之语，充满了对生存的渴望与对命运的不甘。而当这句话传到刘备耳中时，这位以坚韧著称的枭雄，也不禁“为之流涕”。这眼泪复杂无比，既有骨肉亲情被权力割裂的痛楚，也有为维护政权稳定而不得不牺牲养子的无奈。刘封之死，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它是关羽败亡、继承制度、个人性格、权力博弈与战略考量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他既是宗法政治的牺牲品，也是三国时代权力游戏中的一个悲剧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