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蜀汉章武元年七月，为报东吴袭取荆州、关羽被杀之仇，蜀汉昭烈帝刘备亲率大军东征孙权。这场被后世称为“夷陵之战”（亦称彝陵之战、猇亭之战）的大规模战役，不仅是三国时期最后一场“三大战役”，更是一场深刻影响天下三分走势的战略决战。它并非一次简单的复仇行动，而是蜀汉政权在鼎盛时期试图打破地缘困局的关键尝试。
战争初期，刘备大军顺长江而下，气势如虹，迅速占领秭归，进逼猇亭。面对来势汹汹的蜀军，东吴主将陆逊采取了“以逸待劳，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策略，主动放弃大片土地，将兵力收缩至夷陵一带的有利地形。双方在此地对峙长达七八个月之久。蜀军长途远征，战线拉长，逐渐陷入“兵疲意沮”的困境。陆逊敏锐地捕捉到战机，于公元222年闰六月，借助酷暑与风向，以火攻之策突袭蜀军连营。一时间火光冲天，蜀军四十余座营寨被焚，阵脚大乱，几乎遭到毁灭性打击。
夷陵一战，蜀汉精锐损失惨重。据史料记载，蜀军“土崩瓦解，死者万数”，甚至有多达八万余人的说法，舟船器械、水步军资损失殆尽。刘备在亲卫的保护下，仓皇撤退至白帝城（今重庆奉节）。尽管吴军将领主张乘胜西进，但陆逊虑及曹魏可能趁机南下，加之刘备已收拢残部并得到赵云援军接应，遂果断下令撤军。果不其然，同年九月，曹丕发兵三路攻吴，因陆逊早有防备而无功而返。此战的失败，对刘备身心造成巨大打击，次年四月，他便病逝于白帝城，临终前将国事与幼主刘禅托付于丞相诸葛亮。
夷陵之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场战役的胜负本身。它直接导致了三国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与战略格局的重新洗牌。
对蜀汉而言，此战是继失荆州后的又一次致命打击。不仅多年积累的精锐部队与战略物资毁于一旦，冯习、张南、傅肜等一大批中生代将领的阵亡，更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断层。刘备之死，使得这个建立在个人威望之上的新生政权一度陷入“主少国疑”的动荡之中，南方叛乱四起。诸葛亮耗费了长达五年的时间，才得以稳定内部、恢复国力，其《出师表》中“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的感慨，正是战后蜀汉困境的真实写照。此战也彻底断绝了蜀汉从荆州方向北伐的可能性，迫使诸葛亮日后只能选择崎岖难行的祁山道，北伐的难度与后勤压力倍增。
对东吴而言，此战成功捍卫了荆州的所有权，解除了西线的重大威胁，全据长江天险的战略构想基本实现。然而，惨胜并未带来绝对安全，孙权在战后对驻扎在白帝城的刘备余部依然心存忌惮，主动遣使请和。更重要的是，与蜀汉的长期交恶，使东吴陷入了两面受敌的战略被动，因此，修复吴蜀关系成为其必然的外交选择。
对曹魏而言，坐观吴蜀相争本是渔翁得利的上策。但吴军的迅速取胜与陆逊的谨慎回防，使得曹丕趁虚而入的计划落空。战后，吴蜀迅速走向和解，重建同盟，这让曹魏失去了各个击破的最佳时机。自此，三国之间的疆域边界在之后近四十年里保持了相对稳定，南北对峙的态势彻底固化。夷陵之战，也因此被许多史家视为“前后三国”的分水岭——此前是群雄逐鹿、联盟多变的动态博弈时期；此后则是三国各自内修政理、外固边防的长期对峙时期。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夷陵之战标志着以刘备集团为代表、试图恢复汉室一统天下的激进战略路线的失败。此后，无论是诸葛亮的北伐，还是孙权的合肥之战，都更多是一种以攻为守的边境争夺，三国鼎立的均势局面再未被真正打破，直至更强的外部力量（西晋）出现。这场战役留给后世的，不仅是“火烧连营”的战术经典，更是关于国策选择、联盟外交与战略忍耐力的深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