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楚国兵锋北指，联合鲁国对齐国施压时，整个中原的局势骤然紧张。对于一直伺机削弱齐国的鲁国而言，这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然而，能够阻挡楚国称霸野心的，唯有雄踞山西高原的晋国。许多人认为，晋文公重耳之所以援助宋国，是出于对宋襄公昔日礼遇的报答——毕竟在重耳漫长的十九年流亡生涯中，宋国曾给予他庇护。但历史的真相，往往比表面的情义更为复杂。
真正的政治家，从不会让个人情感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事实上，在重耳的流亡途中，楚国也曾给予他重要的帮助，否则就不会有后来“退避三舍”的著名承诺。这个承诺本身，已经暗示了晋楚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与他的兄弟晋惠公向秦国许下空头支票不同，晋文公的承诺既保持了道义姿态，又为未来的战略布局留下了空间，展现了非凡的政治远见。
晋国并未直接救援被围的宋国，而是采取了“围魏救赵”式的策略。他们首先挥师进攻楚国在河济平原的盟友卫国，得手后迅速南下，越过济水，一举攻克了楚国在济水南岸的另一重要盟友曹国。按照常理，晋楚两军的决战地点应该在中原腹地的济水以南。然而，晋文公最终却将战场选在了一个名为“城濮”的地方。
城濮位于濮水南岸，而濮水在春秋时期是河济地区的重要水系，后来被视为济水支流——北济水的一部分。要理解城濮的重要性，需要了解当时的水系格局：今天的河南濮阳位于濮水之北，故名“濮阳”；而山东菏泽则位于濮水之南、济水之北。这两条河流在下游共同汇入大野泽，形成了连接中原东西部的关键水道网络。
晋军从曹国（今山东定陶一带）后撤至城濮（今山东鄄城临濮镇），表面上是为了兑现“退避三舍”（约合七十五华里）的诺言。但实际上，这次后撤是一箭双雕的妙棋：既避开了楚军的锐气，又为与盟友会师争取了时间。当时，齐、秦两国军队正赶来支援。齐国参战是因为其边境城邑正遭受楚军攻击；而秦国则一直渴望介入中原事务，秦穆公希望通过与晋国合作，为日后扩张铺路。
仔细测算会发现，曹国到城濮的实际距离远超三舍，但这反而强化了晋文公“守信”的形象。晋军在濮水南岸布阵，看似背水一战，实则预留了退路。城濮本身是重要渡口，若战事不利，晋军可迅速北渡濮水，沿黄河北岸西进至“棘津”渡口，撤回河北平原，再经原路返回晋国核心区域。这种布阵方式，体现了晋国在战略上的谨慎——初登君位的晋文公，对战胜兵锋正盛的楚军并无十足把握。
从军事效率看，晋军选择的路线并非最短。最直接的路线应是渡过黄河后，经洛阳盆地、虎牢关直扑宋都商丘。但这条路线必经郑国控制的战略要地虎牢关。当时楚军正是以援郑为名围攻宋国，若晋军强行通过，势必与郑国交战，延误战机。因此，晋军绕道河北平原，再南下进入河济平原，虽然迂回，却成功避开了郑国的阻挠，实现了“曲线救宋”的战略意图。
当晋军与齐、秦联军在城濮完成集结时，楚军也从齐地回师，与围攻商丘的部队会合后渡过济水，准备决战。从实力对比看，挟连胜之势的楚国略占上风，还得到了陈、蔡等国的支援。但远在南阳盆地的楚成王对同时面对三大强国心存疑虑，未能及时派遣足够援军。最终，晋军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战役中险胜，暂时遏制了楚国北进的步伐。
城濮之战二十一年后，楚庄王崛起，再度挥师中原。公元前597年，楚晋在邲地（虎牢关一带）展开决战。这一次，楚军先征服郑国，再在虎牢关迎击急于东出的晋军，并取得决定性胜利，楚庄王由此称霸。历史仿佛完成了一个轮回——当年晋军刻意绕开的虎牢关，最终成为了决定霸业归属的关键战场。
晋文公在位仅九年就成就霸业，虽有偶然因素，但更多是晋国实力积累的必然结果。在整合临汾、运城两大盆地后，晋国已具备问鼎中原的实力。其子晋襄公及后来的晋景公、晋悼公都曾延续晋国的霸业。而一直被晋国压制在西方的秦国，则在秦穆公的带领下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晋文公去世后，秦晋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新的争霸篇章随即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