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5年，雄心勃勃的后周世宗柴荣，将目光投向了被后蜀占据的秦、成、阶、凤四州。这片位于关中边缘的战略要地，曾是中原王朝的固有疆土。一场旨在收复故土、拓展战略空间的战役就此拉开序幕，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后周攻后蜀之战。这场战役并非一蹴而就，从初夏出兵到次年正月方才攻克凤州，过程曲折，其结果深刻影响了五代末期的政治军事版图。
高平之战的辉煌胜利，极大地提振了后周的国威与军心，也彻底点燃了周世宗柴荣“削平天下，混一四海”的雄心。他不再满足于守成，开始系统性地规划统一大业。在四方割据势力中，后蜀与南唐成为其首要的战略目标。恰在此时，一个直接的契机出现了：来自秦州的百姓千里迢迢奔赴都城大梁，向世宗泣诉故土沦于蜀人之手，恳请王师西征，收复旧疆。这一民情上达，正与柴荣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迅速被采纳，成为点燃战事的导火索。
在决策过程中，柴荣与重臣们反复权衡。最终，将首战方向定于西线，其意图十分明确：首先，秦凤四州本属中原，收复之战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其次，夺取这片地区可以打通关中与陇右的通道，屏护中原西侧，并为未来可能的多线作战取得有利态势。为此，柴荣进行了周密的人事安排，当询及西征主帅人选时，宰相王溥举荐了能征善战的宣徽南院使向训，获得了世宗的认可。
战端未开，双方的准备与博弈已然开始。
后周方面，柴荣的部署高效而果断。他任命向训与经验丰富的凤翔节度使王景、能臣昝居润共同负责前线筹备工作。凤翔镇作为前沿基地，迅速进入了战时状态，粮草、军械开始集结。公元955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准备就绪的后周西征军正式誓师出发，兵锋直指秦、凤二州。周军虽士气高昂，但面对以山川险固著称的秦陇之地，其攻坚能力将面临严峻考验。
后蜀方面，孟昶的政权虽以富庶安逸著称，但并非对危机毫无察觉。早在当年三月，得知秦州民众奔周的消息后，孟昶便感到了西陲的压力。他先派遣赵季礼巡视秦、凤边防。赵季礼回朝后夸大其词，并自请取代原雄武节度使韩继勋、凤州刺史王万迪，获得了前线指挥权。然而，孟昶对此似乎并不完全放心，仅十日后，又增派深得信任的枢密院官员王昭远前往统筹防务，显示出决策层的犹疑与指挥体系可能存在的重叠。
随着周军正式出兵的消息传来，后蜀的应对升级。六月初三，孟昶任命捧圣控鹤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李廷圭为北路行营都统，作为最高主帅；以久经战阵的左卫圣步军都指挥使高彦俦为招讨使，负责前线指挥；武宁节度使吕彦珂为副将，客省使赵崇韬为监军。这套阵容看似豪华，融合了禁军将领、地方节帅与皇帝近臣，但多头指挥、监军制肘等问题，也为后来的战事发展埋下了伏笔。
这场战役的舞台——秦凤地区，地处秦岭西部，山高谷深，关隘险要，自古便是易守难攻之所。后蜀军队凭借地利，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这是导致周军初期“几乎没有进展”的根本原因。战争变成了艰苦的消耗战与山地攻坚战。
然而，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地形与兵力。后周方面，柴荣“混一天下”的旗帜具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尤其是对沦陷区的百姓而言。而后蜀孟昶统治后期，朝政渐趋奢靡，此次临阵换将、用人失察（如赵季礼并无真才实学），也反映了其政权内部的问题。地利虽在蜀，但天时（统一大势）与人和（民心所向、指挥统一）更倾向于周。经过长达数月的围困、断粮与激烈交锋，至956年正月，孤城凤州最终陷落，标志着后周取得了这场持久战的最终胜利，成功将秦、成、阶、凤四州重新纳入中原版图。
此战虽规模不及后来的淮南之战，但其战略意义极为深远。它不仅为后周巩固了两翼安全，获取了宝贵的战马产地与兵源，更如同一次成功的战略试探，检验了军队，积累了经验，极大地增强了柴荣及其政权继续推进统一事业的信心，为接下来波澜壮阔的统一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